当郑益还在感叹泰山军对地方的掌控之深的时候，卢毓却对这种掌控感到恐惧。

因为他很明白，本朝不想学秦汉之体制吗？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卢毓会很负责的讲，非常想，但他们做不到。

只要是统治者，都希望能和秦皇汉武一样，动念间就能调动全国资源办大事。但可惜，国家权力每下沉到一级，其背后所付出的钱粮和吏员都是一种恐怖的数字。

而且这种数字还会随着时间持续的增加，因为广大乡社里民会对这种调动越来越趋于消极对抗。

所以，秦不过二世而亡，前汉也是户口减半，天下逃亡。

所以本朝也吸取前代教训，努力使地方趋于自理。

所以对于基层的状态，普遍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散。这两个就是一个悖论，不可兼得。

但卢毓看到了什么呢？却在泰山军的身上看到另外一种基层治理手段。

这种手段既可以将治下黎庶置于体系之内，又不会惹来基层强烈的反弹，以至于基层逃亡。

卢毓不知道泰山军内部有没有专门的词来形容，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教、刑。

所谓耕、教、刑，就是泰山军的乡公所除了会有传统的税、役、征的事务外，还增加了耕产互助、道德宣教以及刑名调解。

而这些事务统统都是乡公所在分田过程中，利用分田活动而顺利展开的。

卢毓三人在路过中山国卢奴的一个里社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就是他们看到不少农夫会轮流使用耕牛、犁耙，还会有人专门教导他们使用新的农具。

那些农具都是卢毓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但只要见过一次这些农具的使用，谁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

后面卢毓三人就在里社内寄宿，从中了解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政策。

原来这些都是泰山军下来给农户们组织的互助组，基本都是四五户为一组，组内共同用耕牛和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