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翼翼地梳直了她的头发。

母亲这一醒过来，又投入到电影事业里。她不论如何都想要出院，我跟纪小蕊都苦劝无效，最后纪小蕊满脸强硬地说“林先生已经跟医院交代了，绝不许您出院”后，她才阴沉着脸放弃了这个念头。

但这并不是说她打算平心静气，不管不顾的养病。一部电影从筹建的那一天开始，就会陷入花钱的无底洞。拍戏耽误一天，就相当于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打了水漂。

我再一次见识到母亲的能力。这种能力和她是否正在手握导筒完全无关。手握导筒的时候，对任何东西都召之即来，哪怕是不合理的要求也有人迅速完成，此时躺在医院，她要见的人，一个小时内都出现在了病床前。

那种号召力就是无形的导筒，控制着每个人。

执行导演和几位主演站在病床前，制片人孙大叔则坐在旁边，递给母亲简单的时间表。母亲披着衣服坐在床上，眼睛扫了一扫，用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雷厉风行下了命令：这几天内由副导演代为履行职责，把后面的几幕不太重要的场景拍掉，剧本方面则完全交给顾持钧负责。剧组的其他人显然是早已经熟悉我母亲的行事风格，犹如激烈交战的战场，无一人有异议，各自领命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那位林先生又打了电话过来，说一会儿来看我母亲，于是医院就变得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我委婉地表达了回学校的意思，顾持钧弯腰抓起沙发上的大衣。

“一起走吧。”

“哎，好。”

天色暗下来了，窗外的天空失去了光彩，好像凋敝了一样。母亲本来精神困顿地靠着床，凌厉的视线还是朝我们扫了过来。

顾持钧只做不查，跟我母亲颔首，“梁导，我送小真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