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澈面露苦笑，“王爷说笑了，不过有人故意打给我看，之后有的账要算呢。”

“席大，王家那位没回来，琏二又不在京，就是那块宝玉碎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个二房的二房，也就那位老太太宠溺。据我所知，琏二对这个堂弟可不怎么上心。”西宁郡王打趣着说完，就离开了，错身而过，世子李惟冼饶有趣意地看了席澈几眼。

席澈目送他们离开，身旁一人说道，“王爷愈发富态了，不知道还上不上的了马车。”

“管这做什么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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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东西方近代转变的学者而言，嘉祥二十年至永熙六年的八十年是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转变期，同样也是世界历史中不可否认的巨变的一部分。

从政治意义而言，遵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演变规律的嘉祥帝，其通过废太子事件给予勋贵集团打击以集中皇权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只完成了开头。

当二十年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在嘉祥四十年春三月的游猎事件中开始出现勋贵集团转向采取武力解决纷争的迹象，这是极为糟糕的，对于嘉祥帝而言。

在春三月至隆兴元年春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自比汉武唐宗的帝王，他在漫长而复杂的博弈后选择了退让，这导致了这位帝王在退位后深居宫中十余年，政治生命提前结束。

嘉祥帝的退让妥协与他的后继者隆兴帝在处理江南系勋贵事件中的退缩是如出一辙的，两位可堪雄主的帝王在政治斗争进入到需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时，都放弃了。

从国家角度讲这两次退缩都换得了和平与稳定。

但对于皇权的稳固而言，是极为糟糕的。政治斗争是由两位帝王为了集中皇权而开启的，但到了需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却退缩了。

这一切或许可以用国家的稳定来解释他们的退缩，是为了保全大局。但当具体到个体时，我更愿意用权力与责任来解释他们的退缩，他们只希望享受权力而并不希望承担责任，这与历史上的皇帝们是极为相似的。

他们当然希望处理掉针对皇权而产生的任何威胁，但对于处理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却希望由他人来承担，特别是后果难以估计衡量时。

武帝是如此，他成功了，外戚武勋集团卫氏倒台了，之后刘屈氂李广利却相继死去；玄宗是如此，但他失败了，安史之乱，渔阳动地，而杨国忠是准备已久的羔羊；徽宗是如此，他也失败了，金军兵临城下，童贯蔡京是不够的，还要钦宗上位，结果他与钦宗成了二圣，北狩为名，屈辱至极；嘉靖皇帝是如此，他是成是败很难辩明，但严氏父子却是可以肯定的，是留名千古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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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帝的开头是成功的，开国八公后人之一的缮国公被打倒了，而保龄侯也如期地亡故。到这里，按照故事的模板，应当结束了，但可惜的是，这却不是结束，因为彭城侯死了。

彭城侯的死是标志性的。在嘉祥帝时期，他是结党乱政的奸臣，但在元泰帝时期，他是被蒙蔽裹挟而错杀的能臣。

是奸臣还是能臣，并无重要。重要的是，当嘉祥、隆兴两代帝王面临武力流血的可能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手握军队的勋贵将领，站在他们身边，这使得皇帝直面了政治斗争和武力斗争的全部后果。

很显然，两位历史上标准的君王，没有胆气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后果，尤其是他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学者们相继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

在这一刻，责任击退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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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八公和中兴八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相当特殊的继承关系。

开国八公中最先倒下的是宁荣国公府为首的江南系勋贵。

这段长达八十年之久的转型期的开始起于第二代缮国公的倒台。尽管存在多种因素，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是，直接的责任人是保龄侯，所以当江南系的头面人物王子腾意外病逝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个机会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不同。

辽东战事和新政从一开始就异常顺利，从天下人的角度讲，是好事。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都会莫名感到别扭和不安心。

勋贵团体在辽东战事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新政前期施行过程中勋贵团体面对首辅李嵇为首的文官们的温和让步，这一切都太过顺理成章。

以至于今天回过头去看，只觉得众正盈朝，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个王朝的兴盛、天下百姓的福祉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