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请恕我直言，蔡襄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很有文人特色，而且非常典型——私下里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但在强权面前却往往连个屁也不敢放。

针对蔡襄的这首诗在民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泗州通判陈恢上疏请求皇帝陛下追查此诗到底是何人所作，而且一旦追查出来应该予以严惩，这毕竟是在为“罪人”歌功颂德。眼看蔡襄就要倒霉，此时在朝中担任左司谏的韩琦赶紧出面先吓唬了一下陈恢，他对赵祯说陈恢这是在越职言事，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圣意，这人应该予以重责。然而，赵祯也不想把这事再给扩大化，于是两边他都不予以回应，蔡襄和陈恢都由此而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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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个蔡襄有一个堂叔叫做蔡准，而这个蔡准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蔡卞，后来成了王安石的女婿，他的另一个儿子则是普天之下莫不知其名的“大名人”，此人名叫——蔡京。不过，此时的蔡京连根毛都不是，他得在十一年之后才从娘胎里钻出来。

事情到此，我们暂时放空一下脑子，安静一会儿。

说心里话，在叙说范仲淹的这段人生故事时，我的心里其实是很憋闷甚至是有种极度的压抑感。

毫无疑问的是，范仲淹没想过要结党，也没想过要怂恿或唆使他人与自己抱成一团去对抗吕夷简，可问题在于他虽然没有这样想和这样做，但他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却把这一切给变为了事实。简而言之，范仲淹没想做大哥，但一群小弟却把他认作了大哥，他没想过要开启北宋的党争之祸，但他的所为却导致了北宋党争的发端。从他这一次重回京城开始，他的本意就只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那个奸邪吕夷简给赶下台，于是这才有了后来他的偏执乃至是疯狂行为的发生。但是，世事有时候就是这样，蝴蝶只是想振动一下翅膀，但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所能掌控的。

我也不知道通过上述的这些讲述到底刻画出了一个何种形象的范仲淹？又刻画出了一个何种形象的吕夷简？有一点我得承认，对于这两个人我在主观感情上都没有憎恶感，但对于这一时期的范仲淹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此时的范仲淹并不是我们如今心目中的那个范仲淹，这时候的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也是一个在心灵和思想上还没有挣脱和冲破自身局限性的儒者，尽管他的学问和见识都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深度，但他还缺乏最后的那一丝能够将他内心世界和人生格局彻底照亮和升华的火花。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这些说辞严重亵渎和冒犯了先贤圣人范仲淹，那么我很抱歉，但我不会收回。如果因为一个人后来成了贤者，那么他这一生的所有行为就都不能去否定和质疑，或者说因为你喜欢或崇拜一个人，所以那个人的一切就都是神圣和庄严的，是旁人不可以触犯的，即使他曾经有错也是要尽力去避讳和淡化，那么再次请恕我直言，这便是所谓的狭隘历史观，也是典型的无脑人迷。

再来说范仲淹此时的苦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是范仲淹在回复他的好友梅尧臣劝他少说话、不要乱说话的书信里的一句话，也是在后世被无数人对范仲淹顶礼膜拜的一句话。在说这话的时候，范仲淹自认为自己是在高举正义和道德的大旗在行事和做人，可为什么他当时却会被那么多的人所恼怒呢？到底是谁错了？他错了吗？他自觉自己没有错，可为什么他却会遭遇失败？难道这世道真的是被黑白颠倒了吗？可是，赵祯也不像是昏君啊！还有那个被他所敬重的另一位宰相王曾，这也是一个君子啊！可为什么王曾竟会容忍吕夷简这样的一个“奸邪”的存呢？而且，王曾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帮范仲淹说话呢？难道说王曾也是奸邪？黑与白，对与错，这世界不该是泾渭分明吗？难道说还有第三种颜色的存在？

带着这些疑问和苦恼，范仲淹在离京之前特意去拜会了王曾。在《宋史·王曾传》里记载了他们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范仲淹开门见山：“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

这话是什么意思？范仲淹首先说了王曾身为宰相的职责，那就是要选贤任能，而且要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可是，王大人你尽管是一个圣德之人，但在这方面你好像不够合格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王曾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搞到吕夷简？难道你和吕夷简也是一丘之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