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她的说法，所以在云拂拿行程表给我时没拒绝。

云拂安排得很用心，没有什么太累的活，基本上都在各个城市辗转拍杂志。

“心小了，空了，就让它野起来，满起来。”云拂为我戴棒球帽时这样交待我。

我点点头，配合她的身高，喝了杯低脂牛奶。

就这样，我开始了工作三天，休息一周的生活。

八月份我去了南京，厦门，以及日本。

我以这样不快不慢的节奏运行每一天，云拂夸我脸色有所好转，却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夜比一夜更难以入睡。

而这种失眠的症状，在配合《青桐深》剧组做明年金像奖提名的报送材料时最严重。

八月十四日，十五日，我整天没合过眼。十六日凌晨三点意识模糊，却又在四点醒来。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我没有在凌晨五点之前睡着过。

我的生物钟彻底乱了。起初是整天不合眼也不觉得困倦，十六日后，白天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九月二日，我开始不能在白天保持清醒。

由于减少了工作交接，我和云拂见面的时间也不多了。她知道我愿意一个人呆着，便也自觉没有来打扰。所以我作息紊乱的情况，她是在九月下旬才怀疑的。

到了心理咨询室，我如上配合我的医生，告诉他我的近况。

负责我的医生是个年轻的男士，约莫三十五不到，但衣品上有些老气横秋。没有柏潜那种让人常看常新的感觉。

他的名字有如他的衣品一般朴素，常试。

“情况不算坏，只是轻微的心理障碍倾向。”常试端着他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啜了口凉茶，平静地把我的症状如实汇报给云拂。

云拂吓坏了，反复和他确认：“只是倾向对吗，还来得及矫正，是吧？”

常试点头，“通俗点来说，就是心理上受了刺激，需要把这种应激反应解除。”

“怎么解除？”这是我问的。

“找到根源。”

云拂带我走出咨询室时，仍坚持我只是没出戏的说法。然后把我全副武装塞回车上，送回紫荆庭。

车子一停在地下停车场，疲倦便如山如海对我侵袭而来。

我没精打采地拖着步子靠在电梯隔板上假寐，后知后觉云拂从常试那出来就一直不敢大喘气。

一进门我就摘了口罩帽子墨镜，踢了运动鞋，靠上真皮沙发。云拂脸上的不安太明显，我努力撑大眼皮，哼声：“别担心了，没事，过段时间就好了。”

云拂泄气般坐到我旁边，用一言难尽的语气来问我：“要不，再找个组进算了。”

我无力呻吟：“我不行的，云拂，太累了。”说这几个字已差不多耗尽了我最后的清醒，“我好怕，随时会猝死，闭上眼睛就一睡不醒啊。”

云拂的怒气如有实质，“呸！瞎想什么啊！我看你就该找个中医来调理一下。”

云拂的执行力非常强，隔天紫荆庭就出现了一个会号脉看诊的老学究。

老学究中气很足，照着云拂的脸就一通诊断结果：“这是伤着元气了，身体亏空太大，要精细一点调理。”

这一调理，就开了上万的药。

云拂对这些贵得要死的药期待很大，于是我忍了两天，才一脸惋惜地告诉她药疗无效的实情。

知道实情的云拂很崩溃，开始放下其他工作事务，忙碌在寻医问药的第一线。

从此我相当于从生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