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不见媳妇，听母亲说踏黑上山砍柴去了。方支书揉了两把胃准备出门去接一接，母亲忽然问：“儿呀，妈本不当犯你的纪律。问你党内的事，可你的脚步好重啊！”方支书说：“没事，妈，会开得从未有过的好，只是你的儿好像不大称职了！”他刚走到门外，媳妇就回来了。他要接担子，媳妇不给，说：“你多当心自己的胃吧，天要变了！”他抬头一看，月亮果然长出许多毛了。
月亮长毛，大雨濠濠。
半夜里，方支书被雨惊醒了。媳妇太累睡在床那头一点动静也没有。他轻轻地起床出屋，来到田里挖开放水缺口。再转到菜地将蓄水的土埂一道道弄平。返回时，他一路将别人田里的放水缺口都顺带扒开了。刚到垸边，就见自家屋里有光亮，推开门才知道媳妇也起了床，正在给他烧热水洗澡。他很感动地说：“你起来干什么，淋点雨没多大事。”洗澡时感到心里一阵阵热燥，身上水没擦干，他就拉媳妇回到被窝。黑暗中，媳妇就：“你身体不行，别太费劲了。”他嘟哝了一句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两个都睡死了。
再醒来天已大亮。方支书坐在床上对慌忙跳到地上去的媳妇说：“二叔这人还真不错！”他顿了顿，本来还有几句评价二叔的话，但他觉得跟小林说最合适，跟媳妇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方支书重新对媳妇说：“二叔身体不好，你把会计送的两瓶罐头带上，代我去看看他。”媳妇一直不说话，直到吃早饭时才忽然开口：“送一瓶不行么？二叔又没生病，送那么多干什么，留下一瓶将来还可以送份人情。”方支书说：“这样也行，可就是东西太少了，拿出手不好看。”里屋一阵咳嗽声传出来，母亲唤了一声儿，要他们两个进去说话。母亲说：“媳妇伢，你男人是支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做事就罢，做了，再难也要做像样些。就按男人说的，两瓶一起送。下一回，我这里还有瓶麦乳精呢。”媳妇嗯了一声，说：“我听妈的。”回到饭桌上，方支书对媳妇说：“妈这病不能再拖了，今天我先进城找医院联系一下，等雨停了，送她去看看。”媳妇说：“你要出门？”说时眼睛直扫外面的雨。方支书说：“要修水闸了。我到县里去要点钱。”说着饭吃完了。
他从墙角推出一辆破自行车，村长说的专车就是指的它，它是行署派下的一个工作队带来的。工作队走时赠给方支书作为纪念。从他披上雨衣到翘腿跨上自行车，媳妇没说一个字，只用一对湿漉漉的眼睛送着他。方支书自然发现了，也不作声，他知道媳妇担心他的身体。小林也担心他的身体，小林说过：方支书的身体垮不得，他垮了让村长掌权把舵，不出三年咱村的人都得出门讨饭。他批评小林言过其实，说哪个当一把手都不会存心将工作搞差，将村里搞穷，将人心搞散，只会是方法不对头而已，走错路罢了。咱们村前后四十年总有百多人当过干部，真正算作坏人的也才一个两个，村长现在闹只不过是对我不服气，真等他当家时，就不一样了。他一边骑着车一边想，半路上他听见好像有人喊了一声方支书，是从一辆客车上传下的，回头看时，只见到车窗里有一只手在摆动。
三十里路，他骑车走了近两个小时，进城时已是十点整。他把车子直接骑进县水利局的院子，支好锁牢，便去找人打听先前帮村里设计水闸的张工。一楼办公室每个门都紧闭着，门的质量非常好，拢了几扇门都找不到一道缝，好不容易发现一道破绽，从缝里一瞧，屋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织毛衣。敲了敲门，见那女的没反应，就伸进半个头问道：“同志，张工在家么？”女人木着脸反问：“什么张工？”他不解，又问：“就是姓张的那个工程师，你们不这么称呼了？”女人说：“你管称呼干什么？你是找防白蚁的，还是找修水库的，还是搞水土保持的？你不知道张是中国一大姓，咱们这儿张工多得很，就像这——”女人把桌上的算盘珠子拨得七零八落。方支书说：“就是从前管修水闸的那位！”女人将一颗算盘珠子拨得叭地一声归到原位，“他呀，守大坝去了。”方支书问：“犯错误了？调动了？”女人不耐烦地说：“连这个都不懂？就是死了。癌症。胃里长了十几个肉砣子。上个月的事。”方支书不敢发愣，继续问：“那修水闸的事找谁合适？”女人说：“还有谁呢，找局长呗！”“局长在哪里办公？”他下决心问了最后一句。女人告诉他：“看门上，门上有牌子。”
门上果然有牌子。写着各种股室的名字。他在二楼找到了局长办公室，门开着，却无人。他不敢进去，就在门口徘徊。过了一会儿，从厕所里出来一个人，方支书迎上去问：“同志，局长在么？”那人问：“你有什么事？”见那人挺客气的，方支书就将水闸的事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那人听他说时，抽了两支烟，是“大重九”。他本想将村长给他的那包“阿诗玛”奉一支上去，又怕不是真佛，等真见了局长时，少了不够抽，就强忍着，做出自己不抽烟的样子。他说了半个小时，那人一直虚心听着，等他说完，那人说：“要钱的事，你该找财政局。”又补一句：“如果有了钱，要技术人员指导施工，可以来找我们。”说完伸手关了门，转身走开。方支书说：“多谢指教，同志你贵姓？”那人说：“我嘛，姓张。”方支书心想，难怪那女人态度生硬，这姓张的确太多了，他跟着往楼下走，那女人也正好在关办公室的门，二人相互说了句：下班啦？然后点点头各自走了。
看看表才十一点，方支书决定到财政局去撞撞大运。财政局间间办公室都被人挤得满满的，等着说话的人在办公室前都排成了排，那些一支比一支长的烟，蜻蜓一样直往桌面上飞，也不管那儿坐的人是女是男，是老是少。方支书试了几张桌子和几间办公室，都没机会插进去，听着别人说话的口气，像是一些厂长、经理什么的。他自愧不如，退让再三，终于发现有间办公室里，一老一少正在安安静静地下象棋。他已学会先看门上的牌子，知道这是农财股，便认定是找着了对口的地方，赶忙脱下雨衣，挂在门外走廊边的铁丝上，又跺跺脚上的泥，小声清清嗓子，这才进屋去。刚好一局棋下完了，老的赢，少的输，老的高兴，少的也高兴。一见方支书进门，就主动问：“找谁呀？哪个单位的？”方支书一怔，怎么问人连起码的称呼也不带？由于是来求人施舍，也不好流露表情，依然回答：“我是望天畈村的一”没等他说完，老的一正腰打断他的话：“望天畈村，是来还那笔贷款么？你们也早该还这笔钱了，当初行署工作队为你们作保，他们屁也不放一个就走了，你们竟也不把这笔钱当回事！”少的及时介绍：“这是我们张股长！”方支书忍不住嘀咕一句：“怎么又遇上姓张的了！”张股长继续说下去：“听说你们望天畈是全县最穷的村？”方支书问：“是县里评的么？我没听说，也没公布。”张股长感到这话有点呛人，就喝了一口水：“改革开放都这多年了，还没脱贫，肯定是领导班子有问题，你是村里什么干部？一把手像是姓什么方吧？你们村的人民就没有想过将他换下来么？”方支书想了想后说：“姓方的就是我，我就是一把手。”
张股长看了方支书一眼，多少有点尴尬：“随口说的，你别生气。”方支书说：“没什么，我的村长说的话比这还难听。”方支书接下很平静地将刚才在水利局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张股长听后半天不说话，方支书又想掏“阿诗玛”又觉得还没到关键时候。这时张股长开口了：“九点钟县里开了一个财税工作碰头会，我记得似乎提到望天畈村村长贩茶叶赚大钱却拒不交税的事，对么？”方支书眨眨眼坚决地摇摇头。张股长点点头：“你讲义气，不说同事的坏话和短处。看样子就知道你是个吃得苦干实事的人，就和你说点内情吧！想到上面要钱修水闸什么的，现在除了主要领导蹲点的地方，县里一律不开口子，而且县财政穷得连工资也发不出去，所以，你还是不要跑冤枉路，花冤枉钱。我不像有些人说吊胃口的话，吊上三两年，收些昧心的礼物，到头来找个理由一把推个精光。你若是不甘心，还可以到行署财政局试试，但是没有过硬的关系是不行的。”说着还让少的给方支书搬座倒茶。方支书拦住说不坐不喝，仍然站在那里问了一些有关农业财政政策，本来还想追问村长贩茶叶的事，见人家有下班的意思，就忙告辞了。在取雨衣时，他听见张股长在里面和少的说：“这人是个老实人，有机会可以帮一把。”方支书很感动，将雨衣仍挂在那里，却借口找雨衣，返回去做作一番，然后对张股长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感激你的看重。”
方支书在街边小吃摊上买了两个馒头吃过，算一算只花三毛钱，又去茶水摊上买杯茶水喝了，他以为顶多不过再花五分，谁知卖茶的老头硬说一毛钱一杯，满城都是这个规矩，而他的杯子比人家的还大一圈。城里人都爱睡午觉，这段时间干不了正事，正好可以到医院里去打听一下母亲的病能不能治。天上的雨下小些了，他将雨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货架上，推着车子来到县医院，在门诊部找个医生将母亲的病情说了一遍，医生愣了半天，才说这病太古怪，让他到隔壁地区医院去试试。他信了这话又找到地区医院。一挂号却要收五毛钱，说是中午休息只能挂急诊。他说隔壁县医院也在休息怎么只收一毛。那几眼看不透的小窗门说，这是地区办的，教授比他们的护士还多。方支书只得交五毛，找半天才找到中医科。他又说了一遍母亲如何一合眼就做梦，醒来就咳嗽，若是梦见死去了的人，醒后准保发作哮喘，都一年多了。说完后他补一句：“这病能治么？”医生年轻，话很老练：“能！”他从没见这么干脆肯定的医生，别的人总说难，他不相信又问：“怎么治？”医生白了一眼：“嘴上抹红药水，屁股上搽紫药水——你把病人送来就是，管我怎么治！”他知趣地站起来说：“那我过几天送人来。”医生忽然客气地冲他一笑，他赶忙还了个笑脸。转过身才发现背后站着一个很好看的女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