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先做出反应的却是竞争对手。

1996年10月，玛蒂娜·施密特收到一封来自辉瑞的邮件，提供三倍于当前薪资的职位，附带百万美元签约奖金。

"你怎么想？"卓西度在研究院顶楼的办公室里问她，窗外是黄浦江璀璨的夜景。

玛蒂娜把玩着咖啡杯，"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我是瑞士人，对美国的兴趣有限。"她停顿片刻，"不过，如果诺华提出类似条件..."

"我明白了。"卓西度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卓氏欧洲制药CEO职位，外加2%的股权。总部设在巴塞尔，你可以每周回瑞士家中。"

玛蒂娜惊讶地抬头，"你早有准备？"

"优秀的人才总是被追逐。"卓西度微笑，"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留在最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

与此同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卓氏基因治疗的"伦理风险"。一位资深研究员在会议上直言："中国人跳过了应有的监管程序，这是在拿患者当实验品！"

这段发言被《华盛顿邮报》报道后，引发了国际医学界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卓氏加速了救命技术的应用；反对者则担忧这会导致安全标准滑坡。

卓西度在集团高层会议上对此做出回应："加快不意味着草率。我们的试验方案比传统药物开发更严密，监测频率是常规试验的三倍。"他转向法务总监陈世建，"准备材料，我要亲自去美国向FDA解释我们的方法。"

1996年12月24日，平安夜。

卓氏浦东别墅的客厅里，两岁的卓然摇摇晃晃地走向圣诞树下的礼物盒。苏晚晴坐在轮椅上笑着拍手鼓励，她的腿部康复治疗进展顺利，已经能够短暂站立。

卓西度站在窗前，手机贴在耳边，听着纽约团队汇报与FDA会谈的结果。

"他们原则上同意我们的监测方案，但要求在美国重复进行一期临床试验。"他挂断电话，走到妻子身边蹲下，"这意味着至少再延迟一年。"

苏晚晴握住他的手，"科学需要耐心。想想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两年前还只是一个想法，现在已经有二十名患者恢复了基本认知功能。"

卓然成功拆开了礼物盒，里面是一套儿童医用玩具。他兴奋地举起塑料听诊器，学着医生的样子贴在母亲膝盖上，逗得苏晚晴笑出声来。

卓西度看着这一幕，眼神柔和下来。"你知道吗？今天上午，王建国的女儿送来锦旗，她父亲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了。"他轻声说，"这就是我们做这一切的意义。"

窗外，雪花悄然飘落。在这个平安夜，卓西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超越商业成就的满足——他们正在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甚至可能重新定义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