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在几个不太紧要的衙门里悄然发生。新政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了下来。一些原本已经迫于东厂压力而配合的官员，也开始出现了阳奉阴违的苗头。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景琰这里。

他看着各地报上来的、进度明显迟缓的新政落实报告，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必然的阵痛，一旦施加在反对派头上的恐怖压力减轻，反弹和懈怠是不可避免的。他内心认同林夙之前的手段虽然酷烈，但效率极高。可现在，他不能表露出来。

他必须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找到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这一日，景琰召见了首辅方敬之和几位阁臣，商议新政在地方推行遇到的阻力问题。

方敬之捻着胡须，缓缓道：“陛下，新政乃长久之计，不可操之过急。如今东厂行事渐归正轨，朝野非议稍平，正是稳扎稳打之时。地方豪强抗拒，当以疏导、劝诫为主，辅以律法威严，循序渐进，方是正道。”

另一位阁臣也附和道：“首辅大人所言极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当以仁德为本，苛察之政，恐非长久。”

景琰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心中一阵烦躁。他何尝不想以仁德治国？可现实是，那些地方豪强、贪官污吏，谁会跟你讲仁德？他们只会利用你的仁德，变本加厉地侵蚀国本！

但他不能直接反驳，只能淡淡道：“诸位爱卿言之有理。然新政关乎国运，亦不可过于迟缓。还需督促地方，加紧办理。”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坐在权力的顶峰，却发现自己能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拉扯、束缚。他需要林夙那样的利刃，却又不得不亲手给利刃套上鞘，以免伤及自身。

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往往就是事倍功半。

就在朝堂上下似乎逐渐适应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新节奏时，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再次将微妙平衡打破。

京城西郊有一处皇庄，新政清查田亩，发现该皇庄实际占地远超规制，且多年瞒报田租，中饱私囊。负责管理此皇庄的，是安远伯陆文彰的一个远房侄儿，名叫陆仁嘉。此人仗着伯府权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此次清查，他不仅拒不配合，还纠结庄丁，打伤了两名前去丈量田亩的户部小吏。

事情闹到京城，按程序，本该由京兆尹或刑部处理。但此事涉及勋贵，又牵扯新政，意义非凡。

案卷很快被摆在了林夙的案头。

小卓子在一旁低声道：“公公，这陆仁嘉是安远伯的人，证据目前虽然指向他抗法伤人，但关于田亩瞒报的核心账目，一时难以拿到。安远伯府肯定已经做了手脚。按现在的规矩，咱们恐怕不好直接动他。”

林夙看着案卷，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陆文彰，就是在朝堂上哭诉的那个安远伯，二皇子阵营的铁杆支持者。他的侄儿顶风作案，这背后未必没有试探的意思。试探东厂被申饬之后，还有多少锋芒？试探皇帝推行新政的决心，到底有多坚定？

如果东厂此时退缩，或者按部就班地走程序，那么可以预见，此案最终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其他观望的勋贵、豪强，则会更加有恃无恐，新政的阻力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他想起景琰在御书房的话——“收敛锋芒”、“程序合规”。

他也想起景琰更深层的需求——新政必须推行。

这其中的矛盾，需要他来破解。

林夙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他提起笔，在案卷上批了几个字：“涉嫌谋逆，东厂接管。”

小卓子看到那四个字，吓了一跳：“公公？这……谋逆？是不是……”这罪名安得实在太重，几乎等同于撕破脸。

林夙冷冷道：“抗旨不尊，暴力抗拒朝廷新政，动摇国本，不是谋逆是什么？去，拿咱家的帖子，让冯档头带人，去皇庄拿人！记住，动作要快，人要带回诏狱。对外，就按涉嫌谋逆论处！”

“那……证据和案卷？”

“人抓回来，证据自然会有的。”林夙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至于案卷，该怎么写，还需要我教你吗？”

小卓子心中一寒，顿时明白了。公公这是要行险着，用“谋逆”这个最大的帽子，绕过那些繁琐的程序和可能存在的阻挠，强行破局！这是对那道申饬旨意的公然挑战，也是对皇帝平衡策略的一次强硬回应！

“是！奴才这就去办！”小卓子不敢再多问，连忙退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