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几类人。人们往往将会拍的列在第一类，列在第一类的，往往是会来事的，善于为领导排忧解难的。官场就是一个矛盾场，很多矛盾纠葛在一起，有许多事，领导自己并不适宜出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什么话不说，他早已经知道领导希望做什么，并且悄无声息地替领导办好。这样的人，你不用才怪，一定会重用，而且会永远把他留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还是用那些会办事的，这种事，不是替领导办私事，而是办公事。能够把公事办得漂漂亮亮，让领导政绩斐然，却又不对你形成任何威胁，这样的人领导不用才怪。

第三，大概才是会拍的，平民反感领导身边有那些阿议之人，可他们从来不知道，领导身边，恰恰需要这样一些人，否则，领导的意图，谁来宣传谁来贯彻。靠那些所谓的忠耿之士？那些所谓的忠耿之士自以为是，不太会在领导的意图上面花心思，很难真正理解领导的思想，且不说他们肯不肯替领导去吹这个喇叭抬这个轿子，就算他们愿意去做，因为没有深刻领会，往往会走形。领导身边，如果没有一圈惟马首是瞻者，领导的威信，怎么能树立起来？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某领导希望宣示某种政纲，又不方便自己站出来说，便找机会，在会议上说。讲话稿洋洋洒洒，长达几万言，关键其实只是几个字。可说了也就说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字。于是，领导换个地方再说，还是没人能明白。领导只好再换地方说，终于有一次，有人明白了，在当地发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这就是典型的挠政治痒，想挠准位置，绝对是需要技术的。

最后一类，便是听话的。自古至今，自国内至国内，不听话的下属，肯定不可能得到信任，这就是千古一律。

这样说起来，实际上最终落脚到一点，干部的任用最终还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行，不行也是行……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没有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没能看到积极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人唯亲，搞山头，搞小圈子这样的风气是越来越盛。

以至于每次组织部门把一些需要任命的干部交给他的时候，陆政东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的感觉，在陆政东看来，组织人事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

想要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每一项改革都充满着巨大的挑战，现在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所以改革虽然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也遇到不少阻力，可这样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认识，和一下转不过那个弯来，但相对来讲，要求改革的呼声从整个老百姓到高层还是占据主流。

而改革进行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不管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改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不比当年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在国内也逐渐形成了不少利益既得群体，这些人过得很好，他们不想改，不管是从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来讲，他们都不希望触及他们的利益；还有就是在改革过程中一直没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改革本身不可避免的带来的一些问题，现在全叠加到一起，也就越发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越发的不能轻举妄动，但是也不能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这其中尤其以干部的经济问题最为严峻，陆政东太清楚了，有很多人，只要去查，他肯定完蛋。如果一点线索就要查，纪检部门扩大一倍，都忙不过来。

于是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之所以很多案子不查，关键原因不在于此人贪没贪或者贪了多少，而在于身边的这个环境要不要保他。

有人说，贪官之所以落马，并非社会上所说的贪迹败露，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反贪是进行权力平衡极其重要的武器之一，这是一柄双刃剑，既伤人也可能伤己。一旦用上这把剑，便说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没有退路了。人嘛，谁甘心被你往死里整？事到临头，肯定拼死一搏。当你拿命去拼的时候，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定。

正因为如此，一般的领导，就算再怎么斗，轻易也不会动用极端手段。毕竟杀敌一万，自损五千嘛，甚至有可能杀敌一万，自损三万五万。公众所能看到的官场，永远显得风平浪静，那种雇凶杀死政治对手以及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的极端做法，实在是愚蠢至极。

这样的想法在很多干部中存在，这其实已经表明形势是相当的严峻。

当今社会，贪官为什么像感冒病菌一样流行？说到底，还在于大量的社会资源掌握在权力手里，而这种权力，又不受监督。权力一旦和金钱合谋，权力肯定沦为某些人敛财的工具，手握权力者，也只可能沦为金钱的奴隶。